1997年7月1日零点之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会场上空高高飘扬。李振盛/摄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抱着最后一次降下来的港英旗帜乘港督专车离别港督府。李振盛/摄
1997年6月30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新疆个体户张明在广场告慰小平同志。李洁军/摄
最后一个英属香港人1997年6月30日23时56分在联合医院出世。4分钟后，一个写进人类历史的时刻到来：没有战争杀戮、没有流血革命，香港政权的交接在降旗和升旗间和平地完成了。
胡训军迎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盯着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军人在战场上交锋亮剑，打仗就是死、就是牺牲。”这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用握手进行防务交接，比刺刀见红来得更震撼。”
那一刻到来时，数以万计的街头的士、游艇汽笛在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一齐鸣响10秒钟；兰桂坊一家取名“1997”的酒吧门前时钟下，人群挤成石榴籽，此前这里是圣诞节倒计时的主场；在港督府前执勤的警员迅速从衣兜里取出新警徽，用了5秒，将制帽上缀有英国女王皇冠的旧警徽换下，新警徽上标有紫荆花图案和中文“香港警察”。
那晚在会展中心新翼当值的2000多名警察，都完成了这一个动作。在入口执勤的阮鸿翔，40多岁，摘下帽子，用手指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一字一顿地对内地记者说，“我的头发与你的一样，都是黑头发。”
在四川的旧居里，雕塑前贴了喜字。人们将房间重新打扫了一遍，门窗全部打开，打开所有电灯，两台彩色电视机同时播放着交接仪式的现场实况。一位四川老人伸着手指朝电视机走去，“小平，你再多活四五个月，不就能看到这一天了吗。”年过九旬、住在香港新界的蔡松英在同一时刻发出同样的感慨，“就差那么一点儿时间，他竟不能来。”
6月的最后一个下午，阴雨。港督府里最后的静谧时光留给了末任港督彭定康一家。
他静静地坐在工作了5年的办公室里，当英国国歌《天佑女王》的音乐响起，彭定康走出港督府，没有打伞。港督有离任时坐车在花园前绕3圈的传统，希望以后能故地重游，但彭定康只绕了两圈，就驶出了大门。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我知道殖民地总督就像苏门答腊的犀牛、佛罗里达的海牛一样，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但是，唯其濒临绝种，更要干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来，我所要在香港做的就是保证帝国最光荣的撤退，并获得最耀眼的收视率。”
英国要光荣和体面，中方要主权和庄严。香港岛半山山麓一栋黄白相间的意式小楼里，双方谈判的气氛胶着又紧张。
这栋建筑被用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办公处。回归前半个月，香港天气阴沉闷热，空调开足马力，让谈判代表陈佐洱的肩周炎又犯了。
这是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一司司长陈佐洱自北京赴香港的第1194天，上千个日夜只围绕一个主题——香港顺利回归。
为文件条约里的一个词、谈判桌上的一句话都要与英方“鏖战”数轮。到了这一天，陈佐洱负责主谈的14项议题已陆续达成协议，中方代表处喜气洋溢。在这个当口，来自北京的一个重要电话突至，陈佐洱预感“这将是我跑完香港回归大业最后一程接力棒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
电话里，北京要求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驻香港部队先头部队必须携带武器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重点是零时以前。
北京给出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驻香港部队零时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2～3个小时，形成一段防务真空，而那一段时间里，中英两国领袖正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进行香港政权交接的盛典，数千名前来见证的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也都云集于此，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尽管中方多次斡旋，英方代表包雅伦仍然表示“遗憾”。一轮轮谈判在互表“遗憾”中结束。时间已经不允许再原地踏步了，中方决定更改战术，率先“发炮”：假如没有中方合作，英国“体面撤退”所做的努力将前功尽弃。比如搭载皇室的游轮和兵舰不得不按中国的指示，把所有舰面武器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水域。
包雅伦生气的时候，脸会涨得通红，他沉吟了一会儿，没有给出直接回应。一个下午又过去了，会议在走廊朦胧的灯光下不欢而散。陈佐洱和包雅伦走在代表团的最后，走到楼梯口时，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收住脚步。
陈佐洱点点头，走进一间空着的小房间。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他俩把门虚掩，同坐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中方还能做出哪些松动？”包雅伦直截了当地问，陈佐洱给出底线内的让步，包雅伦吐了一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陈佐洱心想，这事有戏了。
第二天的谈判果然异常顺利，陈佐洱忍着肩周炎的疼痛，建议先头部队在威尔士亲王军营进行防务交接，有迎有送，双方都有面子。英方也不再坚持先头部队的数量应与英军的250人相若。北京给的底线是数字中最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吉利数字，有一个成语，叫九九归一。
湖南人谭善爱用“霸蛮”形容自己的性格。在老家，人们用“弯一步”表示遇见厉害人物要躲一步走，而谭善爱的外号是“弯三步”。他作为509人中的一员，在6月30日晚上9时进入香港。
他后来被人称为“最霸气军人”。在威尔士亲王军营那个非常关注的夜晚，谭善爱中校瞪着大眼睛，对英方卫队长埃利斯说：“我代表中国人民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此后这句话被多种场合反复提及，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谭善爱和埃利斯握手的照片也被收进博物馆。3年后，谭善爱有一次在武汉乘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认出他的脸，坚决不肯收钱。
那晚的所有细节，在谭善爱的脑中都如刀刻般清晰。“毫无疑问，那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10分钟。”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当谭善爱和埃利斯分别从两个房间走出来时，闪光灯就没有停止过。他那时才意识到，“嚯，这么多人。”但脑海里已无空间放下紧张，全是流程、流程、流程。
“在那种时刻，好像失去了作为‘人’的感知，所有神经都不在周遭的环境上，完全被神圣感笼罩着。”
胡训军当晚也在防务交接的现场，为媒体“打前站”。晚上9时，记者就开始排队了，蜿蜒两三百米的队伍。那晚仪式结束时，有的人鞋跑掉了，有的拿个席子在大厅地板上坐一晚。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人都在亢奋状态”。那时网络和手机都不普及，传图片需要洗出胶片，文字则传真回内地。
卫队长张洪涛紧张极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怕队员受外界干扰，听不到指令。”
胡训军说，“一切结束后，才觉得空气黏黏的，周围吵吵的，恢复成生活中的‘人’。”
当时，军人谭善爱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允许犯错的任务。“我们不是扛着压缩饼干来的，要有泰山压顶的气势。”
谭善爱和英方卫队长埃利斯，两人本来不懂对方语言，于是约定说完最后一句话时音调提高一点，知会对方。走路时要同时迈步，他们约定抬一下脚跟示意彼此。
“50多年里，生活中那么多场景，只有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清醒得很。整个画面太清晰了，甚至地上标记站位的黑点我都忘不了。越来越多回忆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事情那么重要。”50多岁的谭善爱说。
他口中的话曾经换过三个版本，“你们可以走了”“你们走吧”都显得生硬。他天天嘴里念叨，一个人对着墙练，对着窗户练，领导一见到他就一句话，“来，谭善爱，说。”
20年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谭善爱仍然能重现这句话，连音调、语气和停顿都无丝毫差别。
那会儿，他一回家就让妻子扮演英军，每天睡觉前练几遍，邻居有次好奇地问他们，“是在拍电影吗？”
当日历翻到1997年6月30日这天时，谭善爱叮嘱在老家的爸爸晚上要看电视直播，他当时坐在驻香港部队的第一辆车上，电视直播他的车轮轧过深圳和香港的地界。他拿起卫星电话打给爸爸，信号问题把声音拉长了，爸爸问他，“你是喝了酒吗？”
那天夜里，镇上工作的小学同学在电视里看到了谭善爱，立马骑着自行车赶回老家告诉谭的家人。
谭善爱如今已经转业，成为深圳宝安巡警大队的一员，很多同事并不知道他的这段重要往事。“希望其他人记住1997年7月1日，不强调个体，记住这个日子就可以了。”
20年前，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军营升起，谭善爱感到的是“任务完成，击个掌吧”的那种轻松。“当时没有拔高，祖国的主权啊、香港的回归啊。我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承担这个任务，并做得圆满。当然也包括，熬了3年多，和平进驻的喜悦。”
埃利斯中校是最后离开军营大门的英国军人，那是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50秒。埃利斯直接走向停泊在50米外的军舰“漆咸号”，船已经发动。那日维港有风，船随着风开走了。“漆咸号”以西不远的上环水坑口，正是1841年英国殖民远征军最初在香港登陆的地方。
23时42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夫人卓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已全部就座，会场内响起礼号声，中英双方仪仗队以相同的威严和不同的军姿走进会场。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安文彬在台下紧紧攥着一块手表，他唯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是确保五星红旗在零时零分零秒于香港上空升起。
为此，他特地从美国买了一块相当精准的手表，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好时间。
他曾为了一秒钟与英方正式谈判10次。英国答应在23时59分59秒降下国旗。然而中方的指挥抬起指挥棒，管乐手开始吸气，到吹出第一个音符，需要两秒钟。仅仅是一秒，安文彬和他的同事费尽口舌和智慧，终于得到英方同意。
中英双方彩排时，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拿着查尔斯王子的讲稿，按照他平时的演讲速度念了一遍，准确计算用时。
仪仗队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发言。安文彬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查尔斯王子的讲线秒。多年之后，人们从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窥见他那天“激动”和“哀伤”的心情。
安文彬不得不紧急启动预案。此后，中方在各个流程上加快速度，试图抢回丢失的时间。两国仪仗队进入会场，清脆的步操声划破查尔斯王子发言后会场曾经有过的一刹那静默，三名号角手站在高位吹响号角。
23时56分，3名英军和3名手持中国国旗的进场步上礼台。空手的英军向英方主礼人敬礼，27岁的升旗手朱涛则向中方主礼人呈示中国国旗。然后，3名香港皇家警察与3名手持特区区旗的特区警察亦步上礼台，两者本属同一部队，只是制帽上的帽徽已经不同。
一番“抢夺”之后，时间被拉回原有轨道，甚至多出一秒。越来越靠近时针、分针、秒针汇合的时刻，中外嘉宾全体起立，目光集中于竖立在主席台前左右两边的旗杆上，英国降旗仪式开始。
升旗手朱涛站在一侧，忽然意识到英国国歌节奏快了，这个在彩排中已经烂熟于心的节奏像被按了快进键。英国国歌奏完，全场一片静默。本来，如果时间把握精准的话，中国国歌能在零时准时响起，与英方无缝衔接，但意外频发，英国国歌提前结束了。
那是朱涛人生中至今为止，最安静、最紧张的12秒。除了心跳，没有人发出声音。
秒针一步步逼近零钟，中方指挥在等待指令。朱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全场真空，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位置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不能往下看，军乐团指挥在我右前方。”他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看见钟表，完全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听不见声音了？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连查尔斯王子都会忍不住张望。
上场之前，朱涛紧张到流鼻血，仪式开始前两小时才止住。队长对他说，“流什么都得上啊”。他鼻子塞着纸，搬个椅子对着墙角一遍一遍地听国歌。压力大到“看谁都烦”。
这个1.92米的大个子为了国歌奏响的46秒，练了超过5000遍。当时一位领导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怎么也得练5000遍吧，他只当是个夸张的说法，没想到最终自己练了不止5000遍。
排练过程中，队长将会展中心的照片带回内地军营，按照1∶1的比例造出了“半个”仪式现场，“英军那一半就不管了”。
国旗旗杆是8.28米，特区旗杆是7.28米，这两个高度是根据会场高度和观众的视觉舒适度严格计算出的。
朱涛记得上到主席台后要走9步立定，整个升旗过程要拉8把，反复的排练已经让他形成肌肉记忆。他若晚一秒，国旗的高度就差12.3公分。
“那12秒，我心里也没底，但国歌一响，感觉就找回来了。”他蓄了12秒的力，终于使上劲。
升旗的过程不能抬头，一直到退场，他也无法抬头看一眼旗子到底升没升到头。退场路过队长身边时，他小声问了一句，“队长，上去了没有？”队长没理他。后来他才知道，队长也紧张得无暇望一眼旗子。直到回到休息室，电视里反复播放升旗的镜头，零时4分，主席宣布，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朱涛的一颗心才落下。
回到宾馆，大家都很兴奋，有夜宵吃，有说有笑。朱涛没兴奋起来，“可能心理负担过重，刚解脱，兴奋点达不到。”他凌晨一点钟多回去睡觉，睡了很久，睡得很踏实。
香港导演陈可辛那天早上在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直在讲香港，讲倒计时。“我们这些人对回归有很大的矛盾，既有对以前的留恋，也有对前面的期待。心情很复杂，不知道想见证还是不想见证。”上午10点钟，他与友人一起吃早餐，心血来潮地问对方：“如果我赶一点钟最后一班回香港的飞机，是否来得及。”
他马上回家拿护照，在机场买了机票。晚上8点多钟落地，这个拍过很多场烟花戏的导演，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庆祝的烟花，满街都是人。“那个情绪特别复杂，很难讲得清楚。”2004年，内地和香港开始合拍电影，陈可辛是香港导演北上的第一人。
那天，香港一家中国传统的精品店挤满外国人。他们抢购银筷子、同款的手表、印有中国国旗的棒球帽和紫色丝绸拖鞋等。一位女士在太阳下山前，也没找到一件合身的猩红色外套，她绝望地哭了：“我必须穿点够‘中国味’的东西！”
交接来临前的日子，美国《旗帜周刊》的记者写道，香港看上去像一个跨世纪的狂欢场，摩天大楼拼成的天际线装饰着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灯，公共广场装饰着火烈鸟、五彩龙和红灯笼。数百辆的士的电台天线上已经飘动着新区旗。
亲历回归现场的记者林良旗的回忆不完全一样，他看到的“香港是很平静的，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热烈。香港不像内地好像有那么强烈的色彩，它那里是海的色彩，蓝蓝的、静静的。”让他印象最深的恰恰是海外的华人。
香港回归的时刻，是伦敦时间6月30日下午4时，在英国外交部的招待会上，大屏幕播放着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现场直播。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在场的英国人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82岁的彭威夏拉着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伴花了2个小时才到达伦敦东区的体育馆。他家住在伦敦西南，平时很少来东区，但今天不同，华人聚集在一块大屏幕前看交接仪式的实况转播，“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来的”。
“风吹国旗展开的一刹那，我想的是我不是记者，我就是中国人，在场所有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一个想法，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中国人。你不是官人、不是商人、不是记者，在这一刻，每一个黄皮肤的人都想着我是中国人，这种自豪感很强烈。”林良旗回忆道。
那晚，香港增加后备电力供应容量。地铁通宵服务，九龙巴士的主要干线条线路巴士延时服务。传媒在回归期间不允许员工休假，聘用了很多临时工，摄影师、剪片师身价突然暴涨。柯达（远东）有限公司发言人表示，5月份数码相机销量比上年同期激增5倍。
仪式结束后，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乘坐不列颠尼亚号游轮离开香港。这艘皇家游轮即将退役，它的餐具印有王室徽号，古董电话和伦敦白金汉宫所用的极为相似。
那日下午，喝了茶后，查尔斯王子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铺张的告别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他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当他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暴雨随即猛降。查尔斯王子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英军陆续登上离开的船只，因为下雨，很多衣服没干，士兵们拎着衣架正往船上走。彭定康的三个女儿痛哭起来，她们在香港完成了各自的青春期，感知了神秘东方的亚热带风光和抒情风格。
“砰”地一声关上的舱门，把他们和香港的夜色隔开。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英国查尔斯王储乘坐的游轮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7月1日，中国集邮总公司北京一家营业部开门2个小时，就售出了3000多套《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邮票。下午3时，北京饭店迎来了香港回归后第一批来京旅游的香港客人。
午夜时分，内地运载鲜货禽蛋产品的“三趟快车”已经抵达港九货场。凌晨4时，第一班双层有轨电车开始在港岛稠密的楼群中穿行。这种带有古旧色彩的电车在这里几乎行驶了一个世纪。
6时不到，在湾仔汕头街卖报的李老伯将当天的报纸摆放整齐。600多万人的香港拥有上百种报刊，是世界上报刊密度最高的城市。
8时，中环、湾仔商业区，上班族步履急促，但茶楼里的老人们依然慢悠悠地“饮茶”吃点心。
黄大仙庙香烟缭绕，赛马场依然人声鼎沸，超级市场仍以各种花招吸引着主妇和菲佣。
那一天的香港，用一位香港政坛老将的话说，“就像卡萨布兰卡里的里克咖啡馆，各色人等轮番亮相”。
香港各大饭店推出“1997回归宴”；200对新人选择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来自山西农村的锣鼓队与刘德华同台表演；邓亚萍要在97形状的球台上使出绝技。
这一天，也是驻香港部队大部队进驻的第一天。徐志辉扛着第一面出现在香港的八一军旗，开过地界，从北到南，停在赤柱军营。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在车上站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
前一晚，士兵们没有睡好觉。一大早，他们一手举着红色的小镜子，一手刮胡子。
“以前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古惑仔》，很乱。”徐志辉说，他们怕有人捣乱，盾牌、防暴器材、警棍、头盔全带在车上。
结果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好多鲜花往车上扔，很大的雨。有人穿着雨衣，有人打伞，有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一直摆手。”
香港居民也对军营充满了好奇。一到军营开放日，2个小时，几万张参观票迅速抢光。香港人看到床上的“豆腐块”都很惊讶，忙问“这个是怎么做的，艺术品吗？”
“打前站”的胡训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个年代，他眼里典型的香港人形象是这样的：戴着墨镜，穿着花衬衣，扎一条领带，白西装金链子，黄金大戒指，头发一染，拎个密码箱，一看就知道‘大款’来了。“我们这边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灰蓝色衬衫，颜色稍微多了一点，但花衬衫接受起来也有难度。”
他当时觉得香港什么都贵，地特别值钱，“跟现在北京的房子一样”。吃一顿河粉要40港币，而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三五百元，吃5港币一个的肯德基鸡腿是最廉价的生活方式。
当年，谭善爱发现香港人没有空手在街上走的，于是外出上街，也学他们拎个袋子，哪怕是空的。内地来的则喜欢在香港仰着头数楼。
徐志辉在2015年再去香港时，第一站就是回赤柱军营看看。如今这位湖南省益阳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最爱看的网站是凤凰网。
胡训军家里的博古架上，一直摆着一个镶了很多水钻的鼎，那是香港回归的纪念品。由于时间久远，很多水钻脱落了。
1997年，一台VCD能换一平方米上海房子；桑塔纳2000小轿车正风靡；阿迪达斯和爱马仕首次进入中国，指出，商品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中国消费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惊人的力量。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一群科学家在苏格兰宣布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已经出生；艾敬在《我的1997》喋喋重复着：“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
那一天，世界上最忙碌的香港启德机场依然繁忙。平均不到两分钟就起降一架飞机。一艘名为“汾河”的两万吨巨轮驶离葵涌的八号货柜码头，前往中东。
7月3日上午10时，联交所大楼内一声铃响，歇息了5天的香港股市开市。几分钟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特区成立后香港的第一个恒生指数，15345.99，开盘跳升149.2点。
香港影院里，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正在上映。那一年年末，内地贺岁电影鼻祖《甲方乙方》在北京亮相，里面一句经典台词后来被无数次借用、修改和诠释——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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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英属香港人1997年6月30日23时56分在联合医院出世。4分钟后，一个写进人类历史的时刻到来：没有战争杀戮、没有流血革命，香港政权的交接在降旗和升旗间和平地完成了。
胡训军迎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盯着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军人在战场上交锋亮剑，打仗就是死、就是牺牲。”这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用握手进行防务交接，比刺刀见红来得更震撼。”
那一刻到来时，数以万计的街头的士、游艇汽笛在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一齐鸣响10秒钟；兰桂坊一家取名“1997”的酒吧门前时钟下，人群挤成石榴籽，此前这里是圣诞节倒计时的主场；在港督府前执勤的警员迅速从衣兜里取出新警徽，用了5秒，将制帽上缀有英国女王皇冠的旧警徽换下，新警徽上标有紫荆花图案和中文“香港警察”。
那晚在会展中心新翼当值的2000多名警察，都完成了这一个动作。在入口执勤的阮鸿翔，40多岁，摘下帽子，用手指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一字一顿地对内地记者说，“我的头发与你的一样，都是黑头发。”
在四川的旧居里，雕塑前贴了喜字。人们将房间重新打扫了一遍，门窗全部打开，打开所有电灯，两台彩色电视机同时播放着交接仪式的现场实况。一位四川老人伸着手指朝电视机走去，“小平，你再多活四五个月，不就能看到这一天了吗。”年过九旬、住在香港新界的蔡松英在同一时刻发出同样的感慨，“就差那么一点儿时间，他竟不能来。”
6月的最后一个下午，阴雨。港督府里最后的静谧时光留给了末任港督彭定康一家。
他静静地坐在工作了5年的办公室里，当英国国歌《天佑女王》的音乐响起，彭定康走出港督府，没有打伞。港督有离任时坐车在花园前绕3圈的传统，希望以后能故地重游，但彭定康只绕了两圈，就驶出了大门。
两年后，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我知道殖民地总督就像苏门答腊的犀牛、佛罗里达的海牛一样，都是濒临绝种的动物，但是，唯其濒临绝种，更要干出一番不同凡响的事来，我所要在香港做的就是保证帝国最光荣的撤退，并获得最耀眼的收视率。”
英国要光荣和体面，中方要主权和庄严。香港岛半山山麓一栋黄白相间的意式小楼里，双方谈判的气氛胶着又紧张。
这栋建筑被用作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办公处。回归前半个月，香港天气阴沉闷热，空调开足马力，让谈判代表陈佐洱的肩周炎又犯了。
这是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一司司长陈佐洱自北京赴香港的第1194天，上千个日夜只围绕一个主题——香港顺利回归。
为文件条约里的一个词、谈判桌上的一句话都要与英方“鏖战”数轮。到了这一天，陈佐洱负责主谈的14项议题已陆续达成协议，中方代表处喜气洋溢。在这个当口，来自北京的一个重要电话突至，陈佐洱预感“这将是我跑完香港回归大业最后一程接力棒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
电话里，北京要求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驻香港部队先头部队必须携带武器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重点是零时以前。
北京给出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驻香港部队零时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2～3个小时，形成一段防务真空，而那一段时间里，中英两国领袖正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进行香港政权交接的盛典，数千名前来见证的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也都云集于此，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尽管中方多次斡旋，英方代表包雅伦仍然表示“遗憾”。一轮轮谈判在互表“遗憾”中结束。时间已经不允许再原地踏步了，中方决定更改战术，率先“发炮”：假如没有中方合作，英国“体面撤退”所做的努力将前功尽弃。比如搭载皇室的游轮和兵舰不得不按中国的指示，把所有舰面武器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水域。
包雅伦生气的时候，脸会涨得通红，他沉吟了一会儿，没有给出直接回应。一个下午又过去了，会议在走廊朦胧的灯光下不欢而散。陈佐洱和包雅伦走在代表团的最后，走到楼梯口时，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收住脚步。
陈佐洱点点头，走进一间空着的小房间。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他俩把门虚掩，同坐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中方还能做出哪些松动？”包雅伦直截了当地问，陈佐洱给出底线内的让步，包雅伦吐了一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陈佐洱心想，这事有戏了。
第二天的谈判果然异常顺利，陈佐洱忍着肩周炎的疼痛，建议先头部队在威尔士亲王军营进行防务交接，有迎有送，双方都有面子。英方也不再坚持先头部队的数量应与英军的250人相若。北京给的底线是数字中最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吉利数字，有一个成语，叫九九归一。
湖南人谭善爱用“霸蛮”形容自己的性格。在老家，人们用“弯一步”表示遇见厉害人物要躲一步走，而谭善爱的外号是“弯三步”。他作为509人中的一员，在6月30日晚上9时进入香港。
他后来被人称为“最霸气军人”。在威尔士亲王军营那个非常关注的夜晚，谭善爱中校瞪着大眼睛，对英方卫队长埃利斯说：“我代表中国人民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此后这句话被多种场合反复提及，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谭善爱和埃利斯握手的照片也被收进博物馆。3年后，谭善爱有一次在武汉乘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认出他的脸，坚决不肯收钱。
那晚的所有细节，在谭善爱的脑中都如刀刻般清晰。“毫无疑问，那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10分钟。”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当谭善爱和埃利斯分别从两个房间走出来时，闪光灯就没有停止过。他那时才意识到，“嚯，这么多人。”但脑海里已无空间放下紧张，全是流程、流程、流程。
“在那种时刻，好像失去了作为‘人’的感知，所有神经都不在周遭的环境上，完全被神圣感笼罩着。”
胡训军当晚也在防务交接的现场，为媒体“打前站”。晚上9时，记者就开始排队了，蜿蜒两三百米的队伍。那晚仪式结束时，有的人鞋跑掉了，有的拿个席子在大厅地板上坐一晚。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人都在亢奋状态”。那时网络和手机都不普及，传图片需要洗出胶片，文字则传真回内地。
卫队长张洪涛紧张极了，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怕队员受外界干扰，听不到指令。”
胡训军说，“一切结束后，才觉得空气黏黏的，周围吵吵的，恢复成生活中的‘人’。”
当时，军人谭善爱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允许犯错的任务。“我们不是扛着压缩饼干来的，要有泰山压顶的气势。”
谭善爱和英方卫队长埃利斯，两人本来不懂对方语言，于是约定说完最后一句话时音调提高一点，知会对方。走路时要同时迈步，他们约定抬一下脚跟示意彼此。
“50多年里，生活中那么多场景，只有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清醒得很。整个画面太清晰了，甚至地上标记站位的黑点我都忘不了。越来越多回忆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事情那么重要。”50多岁的谭善爱说。
他口中的话曾经换过三个版本，“你们可以走了”“你们走吧”都显得生硬。他天天嘴里念叨，一个人对着墙练，对着窗户练，领导一见到他就一句话，“来，谭善爱，说。”
20年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谭善爱仍然能重现这句话，连音调、语气和停顿都无丝毫差别。
那会儿，他一回家就让妻子扮演英军，每天睡觉前练几遍，邻居有次好奇地问他们，“是在拍电影吗？”
当日历翻到1997年6月30日这天时，谭善爱叮嘱在老家的爸爸晚上要看电视直播，他当时坐在驻香港部队的第一辆车上，电视直播他的车轮轧过深圳和香港的地界。他拿起卫星电话打给爸爸，信号问题把声音拉长了，爸爸问他，“你是喝了酒吗？”
那天夜里，镇上工作的小学同学在电视里看到了谭善爱，立马骑着自行车赶回老家告诉谭的家人。
谭善爱如今已经转业，成为深圳宝安巡警大队的一员，很多同事并不知道他的这段重要往事。“希望其他人记住1997年7月1日，不强调个体，记住这个日子就可以了。”
20年前，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军营升起，谭善爱感到的是“任务完成，击个掌吧”的那种轻松。“当时没有拔高，祖国的主权啊、香港的回归啊。我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承担这个任务，并做得圆满。当然也包括，熬了3年多，和平进驻的喜悦。”
埃利斯中校是最后离开军营大门的英国军人，那是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50秒。埃利斯直接走向停泊在50米外的军舰“漆咸号”，船已经发动。那日维港有风，船随着风开走了。“漆咸号”以西不远的上环水坑口，正是1841年英国殖民远征军最初在香港登陆的地方。
23时42分，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夫人卓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已全部就座，会场内响起礼号声，中英双方仪仗队以相同的威严和不同的军姿走进会场。
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安文彬在台下紧紧攥着一块手表，他唯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是确保五星红旗在零时零分零秒于香港上空升起。
为此，他特地从美国买了一块相当精准的手表，与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对好时间。
他曾为了一秒钟与英方正式谈判10次。英国答应在23时59分59秒降下国旗。然而中方的指挥抬起指挥棒，管乐手开始吸气，到吹出第一个音符，需要两秒钟。仅仅是一秒，安文彬和他的同事费尽口舌和智慧，终于得到英方同意。
中英双方彩排时，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员拿着查尔斯王子的讲稿，按照他平时的演讲速度念了一遍，准确计算用时。
仪仗队举枪礼之后，查尔斯王子发言。安文彬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查尔斯王子的讲线秒。多年之后，人们从查尔斯王子的日记中窥见他那天“激动”和“哀伤”的心情。
安文彬不得不紧急启动预案。此后，中方在各个流程上加快速度，试图抢回丢失的时间。两国仪仗队进入会场，清脆的步操声划破查尔斯王子发言后会场曾经有过的一刹那静默，三名号角手站在高位吹响号角。
23时56分，3名英军和3名手持中国国旗的进场步上礼台。空手的英军向英方主礼人敬礼，27岁的升旗手朱涛则向中方主礼人呈示中国国旗。然后，3名香港皇家警察与3名手持特区区旗的特区警察亦步上礼台，两者本属同一部队，只是制帽上的帽徽已经不同。
一番“抢夺”之后，时间被拉回原有轨道，甚至多出一秒。越来越靠近时针、分针、秒针汇合的时刻，中外嘉宾全体起立，目光集中于竖立在主席台前左右两边的旗杆上，英国降旗仪式开始。
升旗手朱涛站在一侧，忽然意识到英国国歌节奏快了，这个在彩排中已经烂熟于心的节奏像被按了快进键。英国国歌奏完，全场一片静默。本来，如果时间把握精准的话，中国国歌能在零时准时响起，与英方无缝衔接，但意外频发，英国国歌提前结束了。
那是朱涛人生中至今为止，最安静、最紧张的12秒。除了心跳，没有人发出声音。
秒针一步步逼近零钟，中方指挥在等待指令。朱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全场真空，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位置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不能往下看，军乐团指挥在我右前方。”他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看见钟表，完全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听不见声音了？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连查尔斯王子都会忍不住张望。
上场之前，朱涛紧张到流鼻血，仪式开始前两小时才止住。队长对他说，“流什么都得上啊”。他鼻子塞着纸，搬个椅子对着墙角一遍一遍地听国歌。压力大到“看谁都烦”。
这个1.92米的大个子为了国歌奏响的46秒，练了超过5000遍。当时一位领导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怎么也得练5000遍吧，他只当是个夸张的说法，没想到最终自己练了不止5000遍。
排练过程中，队长将会展中心的照片带回内地军营，按照1∶1的比例造出了“半个”仪式现场，“英军那一半就不管了”。
国旗旗杆是8.28米，特区旗杆是7.28米，这两个高度是根据会场高度和观众的视觉舒适度严格计算出的。
朱涛记得上到主席台后要走9步立定，整个升旗过程要拉8把，反复的排练已经让他形成肌肉记忆。他若晚一秒，国旗的高度就差12.3公分。
“那12秒，我心里也没底，但国歌一响，感觉就找回来了。”他蓄了12秒的力，终于使上劲。
升旗的过程不能抬头，一直到退场，他也无法抬头看一眼旗子到底升没升到头。退场路过队长身边时，他小声问了一句，“队长，上去了没有？”队长没理他。后来他才知道，队长也紧张得无暇望一眼旗子。直到回到休息室，电视里反复播放升旗的镜头，零时4分，主席宣布，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朱涛的一颗心才落下。
回到宾馆，大家都很兴奋，有夜宵吃，有说有笑。朱涛没兴奋起来，“可能心理负担过重，刚解脱，兴奋点达不到。”他凌晨一点钟多回去睡觉，睡了很久，睡得很踏实。
香港导演陈可辛那天早上在美国，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直在讲香港，讲倒计时。“我们这些人对回归有很大的矛盾，既有对以前的留恋，也有对前面的期待。心情很复杂，不知道想见证还是不想见证。”上午10点钟，他与友人一起吃早餐，心血来潮地问对方：“如果我赶一点钟最后一班回香港的飞机，是否来得及。”
他马上回家拿护照，在机场买了机票。晚上8点多钟落地，这个拍过很多场烟花戏的导演，第一次在飞机上看到庆祝的烟花，满街都是人。“那个情绪特别复杂，很难讲得清楚。”2004年，内地和香港开始合拍电影，陈可辛是香港导演北上的第一人。
那天，香港一家中国传统的精品店挤满外国人。他们抢购银筷子、同款的手表、印有中国国旗的棒球帽和紫色丝绸拖鞋等。一位女士在太阳下山前，也没找到一件合身的猩红色外套，她绝望地哭了：“我必须穿点够‘中国味’的东西！”
交接来临前的日子，美国《旗帜周刊》的记者写道，香港看上去像一个跨世纪的狂欢场，摩天大楼拼成的天际线装饰着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灯，公共广场装饰着火烈鸟、五彩龙和红灯笼。数百辆的士的电台天线上已经飘动着新区旗。
亲历回归现场的记者林良旗的回忆不完全一样，他看到的“香港是很平静的，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热烈。香港不像内地好像有那么强烈的色彩，它那里是海的色彩，蓝蓝的、静静的。”让他印象最深的恰恰是海外的华人。
香港回归的时刻，是伦敦时间6月30日下午4时，在英国外交部的招待会上，大屏幕播放着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现场直播。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在场的英国人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82岁的彭威夏拉着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伴花了2个小时才到达伦敦东区的体育馆。他家住在伦敦西南，平时很少来东区，但今天不同，华人聚集在一块大屏幕前看交接仪式的实况转播，“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来的”。
“风吹国旗展开的一刹那，我想的是我不是记者，我就是中国人，在场所有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一个想法，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中国人。你不是官人、不是商人、不是记者，在这一刻，每一个黄皮肤的人都想着我是中国人，这种自豪感很强烈。”林良旗回忆道。
那晚，香港增加后备电力供应容量。地铁通宵服务，九龙巴士的主要干线条线路巴士延时服务。传媒在回归期间不允许员工休假，聘用了很多临时工，摄影师、剪片师身价突然暴涨。柯达（远东）有限公司发言人表示，5月份数码相机销量比上年同期激增5倍。
仪式结束后，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乘坐不列颠尼亚号游轮离开香港。这艘皇家游轮即将退役，它的餐具印有王室徽号，古董电话和伦敦白金汉宫所用的极为相似。
那日下午，喝了茶后，查尔斯王子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铺张的告别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他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当他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暴雨随即猛降。查尔斯王子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英军陆续登上离开的船只，因为下雨，很多衣服没干，士兵们拎着衣架正往船上走。彭定康的三个女儿痛哭起来，她们在香港完成了各自的青春期，感知了神秘东方的亚热带风光和抒情风格。
“砰”地一声关上的舱门，把他们和香港的夜色隔开。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英国查尔斯王储乘坐的游轮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7月1日，中国集邮总公司北京一家营业部开门2个小时，就售出了3000多套《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邮票。下午3时，北京饭店迎来了香港回归后第一批来京旅游的香港客人。
午夜时分，内地运载鲜货禽蛋产品的“三趟快车”已经抵达港九货场。凌晨4时，第一班双层有轨电车开始在港岛稠密的楼群中穿行。这种带有古旧色彩的电车在这里几乎行驶了一个世纪。
6时不到，在湾仔汕头街卖报的李老伯将当天的报纸摆放整齐。600多万人的香港拥有上百种报刊，是世界上报刊密度最高的城市。
8时，中环、湾仔商业区，上班族步履急促，但茶楼里的老人们依然慢悠悠地“饮茶”吃点心。
黄大仙庙香烟缭绕，赛马场依然人声鼎沸，超级市场仍以各种花招吸引着主妇和菲佣。
那一天的香港，用一位香港政坛老将的话说，“就像卡萨布兰卡里的里克咖啡馆，各色人等轮番亮相”。
香港各大饭店推出“1997回归宴”；200对新人选择在这一天举行婚礼；来自山西农村的锣鼓队与刘德华同台表演；邓亚萍要在97形状的球台上使出绝技。
这一天，也是驻香港部队大部队进驻的第一天。徐志辉扛着第一面出现在香港的八一军旗，开过地界，从北到南，停在赤柱军营。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在车上站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
前一晚，士兵们没有睡好觉。一大早，他们一手举着红色的小镜子，一手刮胡子。
“以前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古惑仔》，很乱。”徐志辉说，他们怕有人捣乱，盾牌、防暴器材、警棍、头盔全带在车上。
结果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好多鲜花往车上扔，很大的雨。有人穿着雨衣，有人打伞，有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一直摆手。”
香港居民也对军营充满了好奇。一到军营开放日，2个小时，几万张参观票迅速抢光。香港人看到床上的“豆腐块”都很惊讶，忙问“这个是怎么做的，艺术品吗？”
“打前站”的胡训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个年代，他眼里典型的香港人形象是这样的：戴着墨镜，穿着花衬衣，扎一条领带，白西装金链子，黄金大戒指，头发一染，拎个密码箱，一看就知道‘大款’来了。“我们这边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灰蓝色衬衫，颜色稍微多了一点，但花衬衫接受起来也有难度。”
他当时觉得香港什么都贵，地特别值钱，“跟现在北京的房子一样”。吃一顿河粉要40港币，而他一个月的工资才三五百元，吃5港币一个的肯德基鸡腿是最廉价的生活方式。
当年，谭善爱发现香港人没有空手在街上走的，于是外出上街，也学他们拎个袋子，哪怕是空的。内地来的则喜欢在香港仰着头数楼。
徐志辉在2015年再去香港时，第一站就是回赤柱军营看看。如今这位湖南省益阳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最爱看的网站是凤凰网。
胡训军家里的博古架上，一直摆着一个镶了很多水钻的鼎，那是香港回归的纪念品。由于时间久远，很多水钻脱落了。
1997年，一台VCD能换一平方米上海房子；桑塔纳2000小轿车正风靡；阿迪达斯和爱马仕首次进入中国，指出，商品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中国消费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惊人的力量。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一群科学家在苏格兰宣布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已经出生；艾敬在《我的1997》喋喋重复着：“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
那一天，世界上最忙碌的香港启德机场依然繁忙。平均不到两分钟就起降一架飞机。一艘名为“汾河”的两万吨巨轮驶离葵涌的八号货柜码头，前往中东。
7月3日上午10时，联交所大楼内一声铃响，歇息了5天的香港股市开市。几分钟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特区成立后香港的第一个恒生指数，15345.99，开盘跳升149.2点。
香港影院里，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正在上映。那一年年末，内地贺岁电影鼻祖《甲方乙方》在北京亮相，里面一句经典台词后来被无数次借用、修改和诠释——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